应试教育是寒门子弟的福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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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对应试教育的议题是被一位“阿玛尼少年”点燃的。深圳市13岁的少年柳博是全国少工委委员，不久前他在列席区政协的会议时发表了关于改革应试教育的建议：“我们希望能继续推行教育改革，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多地注重我们能力和素养的培养，不要让一张考卷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还希望学校多增加创新创客课程，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段话与国家的政策方针完全一致，表达完整准确、中规中矩，但比较缺乏儿童特点。
真正的亮点是他身穿的阿玛尼西装，他充满光环的不凡经历，使他成为媒体人物。他旁听会议成为“富二代”把持政治资源的证据，他反对应试教育也成为“富二代”维护特权的宣言。对柳博的口诛笔伐主要出自对社会不平等的义愤，并不是认真的教育讨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非常情绪化的“政治正确”的宣泄全面裹挟了对应试教育的评价，将对社会不公的愤懑转化为对应试教育的捍卫，从而变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似乎因为“富二代”反对应试教育，“穷二代”就必须捍卫应试教育。一些网友对应试教育的辩护，证据是中国数十年来保家卫国、为国争光的科学家和科研力量，绝大多数都是在应试教育模式下野蛮生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云云。这一逻辑显然是不圆满的，因为如郭永怀、钱学森、李四光等新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很多不是应试教育培养的；否则，晚年钱学森为什么会发出“几十年培养不出创造性人才”的叹息？近年来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屡屡出现空缺，不也是一种说明吗？柳博说“不要让一张考卷来决定我们的未来”，被推演为要取消高考制度，从而产生“穷二代不再有翻身机会”的担忧。但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入学考试制度。改革应试教育从不意味着取消高考制度。我国每年有近千万考生参加高考，怎么可能没有高考呢？为应试教育的辩护发展为对西方教育制度的声讨，似乎只有中国的高考制度为贫寒子弟提供了成为精英的通道，而西方的制度使平民子弟只配接受基本的、有限的教育。这种意见也是似是而非的。在此，我想讨论和澄清以下问题：应试教育是贫寒子弟的保障吗？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是富家子弟的特权吗？应试教育是否应当改变、高考制度如何改革？
▍应试教育有利于农村学生吗？
通俗地解释，应试教育是一种为了考试的教育、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因此人格养成、道德品质、个性发展、社会关怀、乃至音体美这些无法考试的内容，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被架空虚置，从而背离了教育树人育人的内涵，脱离了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成为培养考试机器和书呆子的教育。作为教育教学的“指挥棒”，考试制度不但包括高考，也包括小升初和中考。可以说影响小学的主要是小升初制度，影响初中的主要是中考制度。应试教育不仅包括考试制度，也形成了一整套价值观、精密严格的教学模式，以及重点学校等学校制度。多少年来，应试教育成为人人喊打、打而不倒的怪物，被视为中国教育难以治愈的“绝症”。
应试教育的危害本来是众所周知、无需论证的。但是，在现实中的确有一种声音，认为应试教育纵然有种种弊端，但毕竟改变了许多贫寒子弟的命运。现实就是这样，权贵子弟靠拼钱拼爹，穷孩子只能靠拼时间拼命。然而，应试教育真的是贫寒子弟的福音吗？
当我们说许多贫寒子弟通过应试教育向上流动，反映的只是应试教育的末端和出口，受益的是那些进入普通高中有望升学的学生。殊不知在他们身后，已经有无数农家子弟倒下，应试教育对贫寒子弟的摧残淘汰，从小学、初中就开始了。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这种普及是非常脆弱和低水平的，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仍然相当普遍。不久前，斯坦福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组成的“农村教育行动”（REAP），发表《农村地区的中学生辍学率：混合研究方法》一文，公布了对25000个贫困地区学生跟踪调查的结果，如图1所示：100个初一学生，到初三时仅剩69名，31人在初中阶段辍学，33人初中毕业后未上高中，最后只有37人从高中毕业。[1]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诸如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学校管理和师生关系差、学生的营养和健康状况等等；但许多调查显示，高难度、枯燥的应试训练，超越了许多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他们成为“差生”，严重厌学、留级直至辍学。在90年代末，就有调查揭示，农村学生流失辍学的主要因素，已经从经济困难转为无法胜任学业，最终离开学校。然而，它却我们被解读为“读书无用论”泛滥！
时至今日，严重的应试教育、沉重的课业负担、频繁的考试、炽烈的升学竞争仍然是中国青少年的噩梦，每年都有不少儿童不堪重负而自杀。2015年12月，网易教育频道发布的《全国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调查》，中小学生平均每天写作业3小时，是全球平均数的2倍，是法国的3倍、日本的4倍、韩国的6倍。写作业到23点以后的比例，小学生为18.2%，初中生为46.3%，高中生为87.6%。“中小学生熬夜排行榜”的前10名依次为贵州、青海、西藏、广西、甘肃、新疆、云南、重庆、安徽、上海，几乎都是中国最贫困落后的西部地区。在一些西部农村，上普通高中甚至要复读2~3年，在许多农村高中，学生苦读、家长苦供、教师苦熬的结果，也只有20%左右的学生能进入本科院校。
必须说到衡水中学，它所打造的应试教育的“极致版”，似乎是有效改变农村学生命运的榜样。的确有很多农村学生进入了大学、包括重点大学；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不久前，北京大学黄晓婷博士基于招生大数据的研究，揭示来自普通中学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是超级中学的8倍，也就是说超级中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远低于一般中学。[2]这验证了人们关于超级中学破坏区域教育生态，减少了农村学生进入优秀大学的判断。
▍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的真相
可见，应试教育对农村学生的伤害其实更为深重。但许多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事实，总是使人认为应试教育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最不坏”的制度。那么，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为农村学生提供的高等教育机会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90年代末大学扩招之后，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的确明显提升。1989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43.4%，2003年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比例持平，2012年农村学生比例已经达59.1%。然而，城乡学生在数量、比例上显性的差距转化为一种隐性的结构性差距。一系列研究显示，高等教育系统中正在出现的分层大致是这样的：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同时，也集中了最多的贫困学生。一项根据中国人民大学CGSS（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所做的定量研究显示，虽然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都在不断增加，但二者差距仍然较为明显，从整体看，城市学生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学生的2.56倍，较扩招之前有所扩大（从扩招之前的2.28倍扩大为2.77倍）。在不区分时间段的情况下，城市小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小学生的3.17倍，城市初中生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初中生的2.44倍，城市高中生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高中生的1.26倍。[3]
最为明显的，是农村学生在研究性大学中的比例持续降低。如图2所示，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在1985年高达38.9%， 2014年的这一比例为18.5%，清华大学约为16%，而当年农村考生的比例超过60%。
▲图2 1978-1998年北京大学新生中农民出身和居住地为农村的新生比例 (%)
资料来源：刘云杉、王志明、杨晓芳《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 - 200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10月。
从北京大学新生的家庭背景构成，可以看到不同阶层子女教育机会的变化轨迹，如图3所示。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军人等优势阶层子女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中间的线条显示农民子弟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图3 1978-1998年北京大学新生的家庭背景变化（%）
资料来源：刘云杉、王志明、杨晓芳《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 - 200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10月。
这提示我们，也许不应夸大高考制度对教育公平的作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上的平等，无法弥补学生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对学习成绩的深刻影响，难以改变农村学生的颓势。一个城市儿童3岁学英语、5岁学奥数、钢琴、舞蹈，小学就出国旅行，而许多农村小学不开设英语，学生没有坐过火车，他们之间的竞争可能是公平的吗？有研究显示，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平均比城市学生低三四十分，这就是在研究型大学农村学生日益减少的真实原因。
▍国外如何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城市学生和优势阶层子女的学业成就更好，占据了更多的优质教育机会，是一个普遍现象。对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显示，平等主义的教育改革并不能改变家庭背景与教育成就之间的确定关系。美国的统计分析显示，SAT考试成绩与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性远远高于与族裔的相关性。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在我国农村也是如此。为什么农村教师的子女往往学习更好、上大学的更多？因为他们家中有书，家长夜夜伏案读书备课，这种家庭环境、家长的文化程度和身教，就是一种“文化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具有传递性的，如果父母是大学生，其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就更大。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将教育公平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基本政策。问题是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中，如何弥补弱势阶层子女的教育机会？是通过加强应试教育和改善考试制度吗？这方面，美国的实践是一个典范。为了消除种族歧视，美国在1960年代开始实行“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直译为肯定性行动），通过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合校运动、为学生提供交通便利的校车运动、规定高等学校招收少数族裔的比例和制定优惠政策等，强制性地扩大少数族裔的教育机会，并将这一政策扩大到就业、雇工、贸易、社会福利等许多领域，实施对象也从少数民族扩大到女性，从健全人扩大到残疾人。其基本理论就是认为对于历史形成的巨大差距，仅仅给予弱势群体“一视同仁”的对待是远远不够的。1965年，约翰逊总统说了广为流传的这一段话：“我们不能将一个戴着镣铐多年的人除掉镣铐后带到赛场的起跑线上对他说‘你现在可以自由地与其他所有人竞争了’，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已经很公平了。”他们采取的是法制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对弱势群体采取倾斜政策予以补偿。在肯定性行动计划实施三十年之后，美国少数民族的处境已有很大改善，受教育机会也大为增加。1997年，黑人、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占大学生总数的比重已分别达到11.0％、8.6％和1.0％，略低于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种族关系已不再是美国政治优先考虑的问题。1990年代之后，美国的一些州开始反对和停止这一政策，认为已无继续实施的必要。
因此，我们不要轻易地说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只是富家子弟的特权。事实上，他们在推进教育公平上比我们做得更早更好。至于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历史形成的学生早期分流制度，以及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双轨制，则是另一种情况，需要单独讨论。在这些国家，由于技术工人享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并不低，因而选择职业教育并不具有我们以为的低人一等和遭受歧视的意味，更多是一种基于兴趣和能力的个人选择。同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早已普及，而且是免费的，但仍有许多青年选择不上大学。与等级制的欧洲社会不同，具有民主主义传统的美国是反对学生早期分流的，也没有“双轨制”，而实行包含职业教育内容的综合高中。
▍高考制度应当如何改革？
改善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主要不是让他们与优势阶层“公平竞争”，更不是强化应试教育，而是通过法制和国家的力量，实行强有力的补偿政策。事实上，我国也已经开始这么做。从2012年起，国家在211和985高校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行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从起初每年招生1万名，2015年增加为5万名，有效提升了研究性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2015年北大录取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达19.14%，实现了连续增长。北大同时还实行了针对农村贫困学子的“筑梦计划”，以及在自主招生和高考录取中对农村考生的政策倾斜，使大批优秀的寒门学子脱颖而出。
高考制度当然需要改革。就保障公平而言，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可以说是反腐、堵漏，即取消那些明显有违公平、向优势阶层子女倾斜甚至量身定做的加分政策。目前，那些过多过滥的加分政策已经基本取消。至于防止考试舞弊和招生腐败，则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社会参与、舆论监督的招生录取制度。尽管发生了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长蔡荣升那样的腐败大案，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制度改革明显滞后，至今乏善可陈。
但高考制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反腐吗？难道它首先不是一个人才选拔制度，是为了选拔具有学科潜质的优秀人才，并对基础教育产生积极的引导？在现实中，高考制度改革之难，就在于如何平衡选拔优秀人才、保障公平与促进素质教育这样三个不同的目标和三重不同的价值。在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说明，千万不要认为分分计较的唯分数论是最公平的；进而需要认识，千万不要认为尊重学生的选择、个性发展、多元评价必定不利于弱势阶层的学生。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将更多农村学生留在学校，并充实他们人格的发展。对高考自主招生而言，多元评价并不意味着仅仅是才艺展示，也包括兴趣爱好、自强自立的人格、社会关怀和公益心等等。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拒绝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才艺超人的高分学生，同时也会录取一些具有最不幸经历而顽强学习、或者在帮助他人的公益行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弱势阶层学生，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他们认为学生来源的多样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环境。
总而言之，改革应试教育弊端，大幅度地降低学业难度和考试难度，才是全体少年儿童共同的福音。我想起另一位深圳少年在“我为两会提建议”的公民教育活动中发表的意见：建议把音体美作为主课、语数外作为辅课。还有一位儿童也有类似的意见。1998年11月2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成都市玉林小学四年级学生炎炎的作文《假如我当教育部长》：
假如我当了教育部长，我就会下达三项最伟大的命令：
1、每个学校每周只能上四天课，而且每天都必须上两节体育课，一节美术课。每节课只许上33分钟，20分钟课间休息。
2、每个学校的老师，都要懂得《教师法》，并且要爱护学生，学生提的意见不能不听。
3、每天的作业总共不能超过300字。假期作业也不能多。
这是少年儿童呼救的心声，我们还要等待到何时？
2015-2-7
………………………………………………
1、The China Quarterly,Volume224/December 2015,pp1048-1069,DOI:10.1017/S0305741015001277
2、黄晓婷 卢晓东 《“超级中学”未必“超级”》，《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4日。
3、马宇航 杨东平 《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演变轨迹与路径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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